深南大道走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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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南大道走两遍

去深圳走一趟纯属偶然。刚来英国没多久,我在Linkedin上收到菲利普的来信,问候之余,告知我他放弃了家乡那份小设计院的活,然后去了深圳给一家奢侈品牌做门店设计,俗话叫做装修。

认识意大利人菲利普是零九年,他来同济我们组做一年交换生。见面握手时我扔出为数不多的几句会说的意文,“Io sono Interista.”,他一听便乐了,讲恰巧自己是同城另一家俱乐部AC米兰的球迷,从此便一起踢球喝酒。离开中国时,他与父母一同在衡山路请大伙吃饭,深夜席散告别时以为从此难见,没想到他兜兜转转一圈,又回到了中国。

圣诞回国前,我们约好一月份在国内见,不料我回国后这小子却找不到人。某天突然接到他电话,说自己年前去香港倒外汇时被巴士撞倒昏迷三天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回到家中才与我联系。我大惊,他却颇为平静,问起我在海外的情况。我纵使有百种遭遇,又能说什么呢?“挺好”,我呐呐地说。于是约定了我南下一趟。

其实去深圳看看的想法由来已久。离开呆了七年的上海来英国,就想过以后到底会在哪扎根,是否有回去杨浦的一天。后来辗转去过北京、香港,唔中意。传统的南方青年出来讨生活,往往都会选择南下广深而不是北上京沪。深圳,这个十几年前外地人眼中发家致富的闯荡天堂,十年之后到底已然成为全国房价的标杆。

从地铁站出来见到菲利普的时候,他看起来恢复地异常迅速,虽然行动仍有不便,脸上缝合后的伤口基本难以发觉。拉我上到公司为他租住的公寓,他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说起他从建筑工地转投时尚圈后的种种声色。呆在深圳我便落脚在他家的沙发上,若无饭局便准时出现享受他的招待,听他八卦隔壁乌克兰佬和韩国女朋友的风流史。可惜他行动不便只可宅在家中,不然定会带我这英国呆的乡巴佬去见识下深圳的夜店生活。

在深圳,从来不会有身为外地人的感觉。

似乎没有任何一位外地人不喜欢深圳,空间大,机会多,最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可以非常多元化,不管你属于哪类人,总能在此遇见同类。我那从tvb学来的几句瞥脚广东话,除了在地铁站里听懂普通话之后的粤语报站之外,似乎一无是处。站台的过道里,醒目的海报,“来了,就是深圳人”。

有人说观察一个城市,最好的方法是步行。从老街出来,沿着深南大道,一路向西。遥见罗湖天空低低压着层层灰气,颇像日本电影里的恐怖镜头,怨气之重,使人无法呼吸。于是我开始同情住在高层洋房的菲利普,有落地玻璃又如何,当窗外天色永远如尘如炭,你所花的钱根本值不回所应有的票价,庆幸他是公司掏钱。

来深圳之前久闻地王大厦之名,眼见才知周围环境如此。不同于陆家嘴等CBD区域的规划,地王大厦附近仍然保持着双向四车道的较小格局,街区的肌理保存得非常好。行人道、景观树木和周围商业地产商场之间布局紧凑,绝对是步行的好去处,也是吸引商业区客流的基础,如此的另一个好例子便是上海的南京西路。

或许这就是深沪两地性格差异之处。上海是精致的,相比之下深圳却有些野路子,接地气。比如这刚落成的440米高的京基100应是深圳租金最贵的高档写字楼,却在幕墙上打出了一副山寨的招租广告,联系电话也是以吉祥的888结尾。落在浦东或是维港定要让周围五光十色LED高楼笑掉大牙。一旁的大剧院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89年落成之初就是多快好省时代的产物,甚至略有跑马圈地的嫌疑,直至04年改造之前,消防抗震等设防标准都已经远远落后了。换在别的地市可能一拆了之然后再引入洋和尚弄个城市奇观,深圳则精打细算小修小补,倒也与周围的环境颇为匹配。

来到市民中心,定以为又陷入了漫布全国的造城运动的陷阱。城市得名鹏城,却将一对大翅膀顶在屋顶,毫无任何建筑功能可言。初见极为厌恶,后来听表哥解释一想也成立:建楼之出政府囊中羞涩,却又想圈地占住黄金地块,于是便有了这么个折衷的产物。地方不大,门卫不严,市民不少。

若从中轴线望去,则远远正对这莲花山的小平塑像。我到深圳前几天,正是新任总书记颇具政治象征意味的考察之旅。广场两侧排开图书馆、音乐厅、书店和少年宫等一众单体建筑,夜里则是欣赏广场舞的绝佳角度。表哥指给我见到那对著名的广场歌手,冬夜里只是弹琴唱歌,不取分文。若是行人贡献几个小钱,反而会遭以白眼,认为你是玷污了他对艺术的追求。

不妨说我从深圳看到了不少香港的影子,不光体现在地铁里与MTR极为类似的标志上。整个城市坐落在深圳河与北部丘陵之间的狭长地带,双向横向发展,土地资源有限。规划者相反保留了相当多的城市绿地和自然保留地,另一层面上也间接限制了土地资源而人工推高了地价。深圳在经营屋苑等住宅区地产明显较内地其他城市要先一步跳出家属区和工人新村的概念,社区配套和绿化都相当成熟。从居住和步行的角度来说,深圳确实做得相当出色。

来深圳之前我联系上了远房表哥林。十三年前林和大学女友从省城长沙一所不算知名的大学毕业南下闯荡,那时我刚刚离家去到自以为很远的长沙念高中。到深圳我上表哥家。他们夫妻很少在家里做饭,朝九晚五三人各自在单位或幼儿园解决。小侄儿埋在玩具堆里,估计也没兴趣搭理我这突然出现的异乡人。表哥略有些尴尬,掏出ipad后小孩立刻便安分下来,稳坐端着双手看那说不上名的法语动画片。表哥一家请我吃潮州菜。我常年离家,清淡无味也可以面不改色照单全收。表哥让服务员端来小碟剁椒,和着牛河下肚。

席间嫂子笑笑,极少言语,一旁夹杂着用普通话、长沙话、英文和稍许广东话教训不听话的小侄儿,颇有些国际化的意味。吃完饭表哥陪我到处走走。他给我支招,让我考虑中字头的单位,也自然聊起这些年在深圳的工作种种,生活百态,买车买房。也许是专业的习惯,我常问起这栋楼谁做的,那栋又是哪家院做的,表哥便会给我讲甲方的背景和拿地的掌故。一时小道八卦漫天,像是戳中了男人的兴奋点。

第二天我和菲利普去南山见了当年的同学何。菲利普印象最深的何就是场上飞奔的边后卫6号,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以6号相称。何的公司在后海附近,旁边便是大运会那个像春卷一样奇怪的主会场。不远是炒得沸沸扬扬的前海开发区,远望过去是一片滩涂荒地。他还留着一样扮沧桑的半长发型,身体比以前略宽,说话依旧很快。我问起何对深圳的感觉和新女朋友,他说没意思。想念上海的朋友们有酒有肉,一两年内想回去工作。

何擅长吹水,并不擅喝酒。想当年我们整天窝在一个办公室里,唯一的乐趣就是对着不同的餐牌研究,想想中午应该叫哪家外卖,或是半夜应该出去哪家宵夜,是那种两三个人一碗火锅几瓶啤酒可以坐到三四点的饭馆。上海夏天异常闷热,办公室里冷气呼呼。若有人召唤,师弟便会抱来隔壁会议室的投影仪,两包花生一瓶酒,看球。直到天亮。

晚上魏师兄从香港过关来看我,我在罗湖口岸等他。也许十几年罗湖是唯一没怎么变化的地方,与内陆城市的老式火车站汽车站无异。空气中蔓延着火车站特有的熟悉气味,往来穿梭的是背着各式蛇皮袋和纸箱的人,除了略微几个繁体字提醒旅客准备好回乡证,很难想象从这破落的小楼里能通向所谓的国际化大都市。此时对岸的“光复上水”才刚刚过去数月,并没有见到很多走水货的小贩。

上一次与魏见面还是11年在红磡,我们一同去理工大开会。趁间隙W领着我从太平山顶芬梨道一路行山走到山脚大学道的港大后门,路上他指给我看来山顶拍香港夜景的标准位置,大有些不以为然的味道。下山的路上女友从内地打电话来查岗,魏只好轻言软语地好生开导。他领我来到他在地下一层办公室里的小隔间,桌上堆满了文献和书,以及隔壁同学拿来煮泡面的不锈钢锅。

两年后我跟师兄又在深圳河的另一边相见,真是又惊又喜。魏提议吃火锅,一下子让我联想起tvb里打边炉食手打牛丸和鱼蛋的桥段,可惜对我们这非南粤人,广东火锅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好吃。魏变化不大,原来眼睛里的疲惫消失了,代之以明朗,一点也不像深圳的天空。问起将来毕业的打算,他也是头头是道,反而对辛苦的实验不那么在意了。他约我七月一起去西班牙开会,我嘴上应允了,心里在想从哪把路费注册费化缘来。

我独自去了大梅沙。

来大梅沙主要的目的自然是万科中心,04年万科拿到这块地,06年美国人Holl的“漂浮的地平线、躺着的摩天楼”方案中标。

整体的概念其实颇为清晰,万科并没有延续一般写字楼的传统超高层的作法,而是把楼横过来,同时地面首层架空,空出占地面积来实现绿化的最大化。这也可以算是因地制宜,规避开大梅沙屏山傍海而带来的建筑高度控制,同时采用架空等多种构造的形式也避免了大型单体建筑给人带来的笨重感。另有一点考量则是架空整个建筑对自然风、对局部自然生态的干扰最小,与内地香港动辄大片的屏风楼形成鲜明对比。

结构方案值得一说,正是H同学所在的CCDI中建国际提出来的。原本的巨型钢框架方案用钢量是2W吨,折算每平方用钢量200kg左右,与一般大跨结构比如体育馆和车站大体相似,比大裤衩的400kg/m3进步甚多。而万科多年做住宅,很少涉及商业地产,市价计算两千左右钢结构部分和一千左右的混凝土部分造价在甲方看来偏贵。CCDI提出了一个混合框架加拉索的结构方案,总用钢量降到了8千吨左右,每平方造价两千左右。形式上虽是新颖,放到桥梁的环境里并不是什么技术上非常难的设计。大跨的写字楼空间通过钢框架悬臂和悬拉索来承担竖向荷载。施工上有些讲究。由于引入了预应力构件,施工的时候确实需要细细拿捏各个核芯筒的进度和整体钢混框架之间的匹配关系。

另外有两点确实很值得推崇。

一是公共空间的开放度。整个建筑没有围墙,象征性的灌木丛也不多见。我在里面晃荡拍照,保安只是远远地看两眼。按王石的话说,如果流浪汉晚上想在那过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公共的空间。

二是绿色环保的概念。太阳能电池板供给照明、中央空调利用夜间低价电制冷(同济综合楼也采用了)、露天雨水回收,虽然并不是没有见过的新奇技术,但是肯真正花钱用到实处的甲方并不多。另外装修和家具材料均用速生的竹子而不是木材,表皮坚硬内里质地软,可再生。

整个建筑的造价据说在10亿左右,建筑师Holl拿设计费就有10%,不知道结构设计又能分到多少呢。

离开深圳的路上,我打给被万科外派到东莞的吴,约在高铁站最后见面。

可以说,吴是我们这拨长郡人里最具有诗人气质的,何况后来他还半推半就地做了一届复旦诗社的社长。虽然这个社团曾经也有像马骅这样的新星,到了吴的手上想必多半成了个聚餐和认识学妹的好去处。01年我来到长沙和吴成为高中同学,04年我去了同济他去了复旦,后来吴还专门在FT中文网上撰文缅怀那一段高中的荒唐岁月,原文见此

我坐在深圳北站空旷的广场上给他打电话,他开的车堵在北面的高速公路,离我15公里。

“唉,真是的,”他声音干巴巴的,有气无力,“我没想过会堵车的……”

在上海时,我们常常互相约在各自校园的毛像下见面,或是上他那复旦东区的著名男女混搭宿舍探个究竟。也许所有文化人都是矜持的,望着吴那略微奶油的面庞,也很难期待从他嘴里蹦出什么惊世骇俗的词句来。反而是他笔下,或者是酒过三巡脸红上头之时,才得以体会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霸气来。

我还能记得他在《南周》实习跟进陈案,谈起马勒别墅被中央某委包下作为秘密据点时的眉飞色舞。他掏出印有自己名字的当周报纸给我看,那天心情似乎特别好,恐怕和理想、抱负和未来有关。后来他选择去万科成为王石背后的笔杆子则让我吃了一惊,也许所有的文学青年都逃不过柴米油盐的困惑。在万科工作时他办的杂志颇和我心意,每当嘴馋时便扔去一两篇豆腐块,换点小钱打打牙祭,倒成了在上海的最后几年里不错的消遣。

他去了深圳偶尔也有电话,聊起他的新女朋友、以及突然冒出的出国想法。后来在上海匆匆见过一次,闪烁其辞。

我终究没能等到他来,也算是体验了一把珠三角的交通状况。电话里他说要寄给我自己新编的书,我猜是这一本《万科的低碳之路》。